《一念無明》不好看﹐很簡單﹐電影觀點含糊﹐對精神病人余文樂的描寫膚淺﹐演技差﹐不真實。
攝影機應該保持距離﹐仔細紀錄余文樂父子的毀滅與失敗﹐還是深入敵陣﹐探討病人余文樂內心﹐探究其罪惡﹐然後走上自我救贖之路？編導支吾以對﹐甚至連重點浴室疑似弒母﹐都曖曖昧昧﹐不清不楚。
連主人公有無弒母都不坦白﹐用畫外空間、意象交待﹐於編導言﹐其實即不誠實。
拍攝技法亦矛盾﹐有時平靜疏冷﹐有時近距離搖鏡﹐偽裝寫實﹐而並無實感。午夜夢迴﹐紅磡劏房﹐一牆之隔﹐竟有新移民純真男童替余文樂講小王子童話故事。略有低下層生活經驗﹐活在狗男女淫聲浪語滋擾下﹐都明白是天方夜譚。
沒有救贖
論者指《一念無明》特別在余文樂並非單純受害者﹐反而十分可惡﹐未嘗沒有道理。
余君罪惡罄竹難書﹐折磨母親、大鬧婚宴、禍連女友﹐仇恨心重﹐自以為是到極。果如是﹐編導可曾認真探究主角的罪﹐最低限度要坦白﹐要向受害者下跪謝罪？其實沒有。
余文樂出院﹐面皮厚到要跟老朋友、未婚妻重修舊好﹐其自我中心﹐脫離現實﹐亦跟《大時代》丁蟹差不多。
《一念無明》由父親曾志偉角度入局﹐將鐵槌收埋枕頭底﹐似用冷看精神病人余文樂的approach。然不旋踵﹐電影就不斷用flashback介入余文樂內心活動﹐而真相永遠含糊﹐責任不明不白﹐就形成怪異的敘事﹐劇情逡巡不前﹐堆砌不忍卒視的衝凸場面﹐互相折磨﹐插碎玻璃﹐令主角陷入可憐可哀的處境﹐而一樣值得同情。
戲中人永遠各有難處﹐將罪惡一層一層「外判」的結果﹐最終有罪的不是方皓文、金燕玲、余文樂和曾志偉﹐反而是旁觀躁鬱發作﹐精神病主角狂態畢露﹐決定不包容的網民與街坊。我想起粵語長片格言：「都係社會既錯」。
各有前因﹐互有難處﹐殺人亦滿懷悲憤﹐無可奈何﹐不批判、不標籤﹐連主角有錯沒罪都難有定論。擁抱大愛﹐妄想用廉價溫情化解人間怨恨﹐難過孫悟空上西天﹐此正是典型左膠自我陶醉心態。一句講完﹐他們只識羞恥﹐但沒有罪的意識﹐沒有我做了壞事﹐我要悔罪﹐才能重生的想法。
不認罪﹐不直面己惡﹐不入地獄﹐或可湖邊淺酌﹐閂埋門互打飛機﹐但永遠得不到救贖。
沒有憤怒
《一念無明》跟《十年》、《無涯》、《樹大招風》、黃修平之類﹐或可歸類進97政權移交後﹐香港「學院派」電影的代表。
40年前新浪潮諸將﹐海外歸來拍電影﹐共通特點是反傳統﹐技法上﹐精神上。徐克、譚家明不用說﹐方育平《父子情》都有弒父傾向﹐年少老成的許鞍華《瘋劫》都有無盡的不安與燥動。
40年後﹐《無涯》有杜琪峰高唱失敗主義「海闊天空」(對照特首假選舉杜sir跟曾俊華互相勾搭)﹐ 《樹大招風》依附銀河映象抬轎﹐老氣橫秋﹐《十年》用左膠社運﹐深耕細制模式﹐替離地中產發言﹐黃修平繼續兒童﹐《一念無明》替弱勢出頭﹐左膠大愛本質﹐花了半年控制輿論﹐最終亦獎座等身﹐叫好叫座。
這批電影共同特色﹐一言概之﹐筆者以為是沒有憤怒﹐沒有一絲想拔劍而起的姿勢。全無火氣﹐甚至以和平理性﹐客觀持平﹐跟年齡不對等的「成熟」而自豪。這當然跟製作人的「學術」背景﹐於香港左膠氣氛中成長﹐自然而然走上講求跟建制和合的道路﹐不求激進﹐沒有反抗﹐搶奪道德高地即可。
40年前新浪潮於漫天烽火動亂間長大成人(徐克、吳宇森均對戰爭有情義結) ﹐40年後的這批青年則於90年代香港窮奢極侈、肚滿腸肥的順民社會間長成﹐政權移交後面對中國殖民﹐不激進﹐不自立﹐不掟石﹐只想繼承中產位置﹐就自然跟上左膠以大愛之名行維穩之實的路線。不管有幾昏暗﹐彼等亦沒有憤怒﹐極其量是自戀的悲鳴。
十年前學院派麥曦茵以《烈日當空》出道﹐自創新天﹐不失經典﹐今日亦愈趨糖衣保守﹐《打開我天空》短片《青春》﹐曾志偉主演﹐根本是政治廣告片、政治宣傳片(香港中年人移居中國「前海」﹐重獲新生云云)。
連上曾志偉系統﹐筆者更想起曾被寄以厚望的黃精甫﹐難忘其「我要教育觀眾如何欣賞電影」(大意)的豪言壯語。此君非學院派﹐非紅褲子﹐拍了幾套ifva片就半途出家﹐任意妄為﹐浪費無數人力資金﹐但最終亦完成蘊藏鉅大能量﹐最後一部有憤怒的香港電影﹐《復仇者之死》。最有象徵意義的是﹐此片探討的中心是「仇恨」。
今日香港已不再容許青年心裡有恨。
對比今日學院派電影的虛假﹐無聊﹐和平理性﹐軟弱無力﹐備受呵護﹐哪一天我們會飛﹐筆者更懷念十多年前﹐依然容許青年胡作非為的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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